关中地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行政边界，因此其地理位置的界定并不精确。最早提到“关中”这一名称，并在文献中广泛使用的，是出现在西汉的《史记》一书中。根据统计，\"关中\"这一词汇在《史记》中出现了四十多次。最早的一次出现在《秦始皇本纪》中，其中提到：“始皇为微行咸阳，与武士四人俱夜出，逢盗兰池见窘，武士击杀盗，关中大索二十日。”这个描述不仅反映了秦始皇时期关中的地理位置，也暗示了该地的战略和安全重要性。

根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的记载，关中地区位于渭水与雍山的东侧，黄河与华山的西侧，其地理范围大致是“关中自汧、雍以东至河、华”。此外，有时也会将汉中和陕北的部分地区划入关中范围。除了这种描述外，历史上还有其他关于关中范围的说法。东晋时期，徐广提出的“四关说”认为，关中由四座重要关隘构成，分别是东部的函谷关，南部的武关，西部的散关和北部的萧关。而一些文献则提出包括潼关与金锁关在内的“六关说”。尽管这些观点主要出现在后期，但它们与战国时期秦汉时期“关中乃四塞之地”的论调是一致的，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，因此这些观点也有较高的可信度。

随着历史的推移，特别是潼关的崛起，函谷关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，关中的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。到了汉朝时期，关中逐渐被认定为陕西中部、秦岭以北、子午岭、黄龙山以南、陇山以东、潼关以西的地区。这个定义逐步成为了汉朝以后对关中地区的普遍认识，并延续至今，成为人们对关中地理位置的普遍认知。

自周朝开始，关中就成为了帝王的起源地。周武王便是从关中起兵，联合天下诸侯，成功夺取了天下。尽管周朝的胜利让他们占据了中原地区，但周朝的都城依然设在关中，而非迁至中原。周公旦曾赞美关中：“被山带河，沃野千里，天下形胜，莫过于此。”在周人眼中，关中是最富饶、最适宜建都的地方，几乎成为了理想的政治中心。

周孝王六年，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周天子封于秦邑（今甘肃天水），成为周王室的附庸国。秦襄公在位期间，利用犬戎入侵的机会，联合卫武公、晋文侯、郑武公以营救周王室为名，成功将犬戎赶出了镐京。这一事件标志着秦国不仅参与了周王室的事务，还开始逐步扩展自己的地盘。后来，随着周平王东迁至洛邑，秦襄公派兵护送，并获得了周平王的承诺，允许其获得岐山以西的土地。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，秦国的疆域逐渐扩展至关中的东端，并且随着战争的发展，逐渐扩展，直到前677年，秦国迁都至雍（今陕西凤翔）。

秦惠文王时期，张仪曾高度赞扬关中：“田肥美，民殷富，战车万乘，奋击百贸，沃野千里，蓄积多饶，……此所谓天府，天下之雄国也！”这充分反映了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、丰饶的土地和富裕的人民，在古代中国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。正因如此，秦国凭借关中的优势，不仅征服了巴蜀，夺取了河东、汉中，还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原的伟大事业。

在选择都城时，刘邦的谋士娄敬曾建议：“若能据关中，便可制天下。”这一言论表明，关中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。控制了关中，就能在兵力和物资上占据优势，为最终统一天下铺平道路。而张良从战略角度进一步分析关中：“关中，阻三面而守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；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输。”张良认为，只要守住关中的东面，其余地方便可顺势占领，攻势变得更加便捷。刘邦最终选择了关中作为都城，奠定了大汉王朝的基石。

随着历史的推进，汉朝时期的太史公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指出：“作事者，必干东南，收功实者，常干西北。”他认为，尽管东南的越国和楚国具有潜力，但建立王朝的最佳地点仍然是关中，这也反映了他对关中地理优势的高度评价。

在汉武帝时期，函谷关的东移使得关中地区的东端逐渐扩展至河南一带。随着关中逐渐被视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，这一历史进程再次显示了关中在各朝代中的特殊地位。汉朝之后，关中不仅成为帝王争夺的关键所在，也被看作是地理和战略上的重要宝地。